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副院長許勤華認為，在全球能源治理變革創新的進程中，中國作為負責任大國和“碳中和”的積極倡議國，應積極探索全球能源治理變革的中國方案，努力構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贏的全球環境治理體系。
新能源革命具備清潔化、低碳化、化石能源向新能源轉化等特征，其演化發展趨勢的核心動力是：
1.在物質與技術層面，由技術與市場的力量共同推進
一是科學與技術的進步創新。能源科技進步的總方向是節能增效與降低污染。能源管理上的進步，尤以智能能源的發展為重。以清潔、無碳、智能、高效為核心的“新能源”+“智能源”是新能源革命的發展重點。
二是新能源逐年降低的成本優勢。數十年來，相對于昂貴的傳統能源，生物質能、地熱、氫能、太陽能、風能等新能源的生產成本被大幅壓縮，已經達到甚至低于傳統化石能源的發電成本，新能源的競爭力逐漸顯現。
2.在精神與社會層面，則是源于人類環境意識的覺醒及環境保護的制度化演進
二戰以前，進入工業時代的人類社會雖面臨不少環境問題并日益認識到其嚴重性，且已經開始采取行政、法律等多種手段加以治理;20世紀50年代后，一些西方發達國家面臨日益嚴重的環境問題，“反污染”社會運動興起，并初步建立和確立了環境保護的理念和概念;1972年后，“環境保護”作為科學技術與社會經濟相結合的概念術語被國際社會廣泛采納和使用;20世紀70年代中后期，人們進一步關注和探索更加科學合理的經濟發展模式，致力于更加合理地開發利用自然資源，保持經濟發展在環境允許的范圍內運行。
與環保意識知識化、學理化同步推進的是環境保護制度化發展。《巴黎協定》的簽署是近年來國際社會在能源、環保、經濟國際規范領域所取得的最重要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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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新能源革命的源動力
物質與技術層面
一是科學與技術的進步創新。建立于資源基礎的科學與技術進步創新是驅動全球能源變革的源動力，深刻影響著人類的生產模式、生活方式及社會管理模式、政治經濟制度，推動人類社會向更高級的文明層次發展，滿足人類對幸福美好生活的新需求。
能源科技進步的總方向是節能增效與降低污染。
就節能增效而言，能源轉型都遵循能源利用技術不斷提升、能源使用效率不斷提高的基本發展演化規律。與能源使用效率不斷提升相對應的是，全球平均能源強度在20世紀70年代后開始呈現出逐年下降的趨勢。
就降低污染而言，由于儲能技術不斷進步、風能發電技術和太陽能技術穩步提升，當前全球能源消費結構也呈現出“電氣化”的發展趨勢，這同樣有助于減少能源在傳輸和使用過程中造成的污染。
能源管理上的進步，尤以智能能源的發展為重。
智能能源是指應用人工智能、大數據、物聯網、信息技術和電力電子技術等先進技術構建的能源互聯網，通過能源互聯、智能管理和調配實現能源的智慧利用。智能能源技術將能源結構電氣化與能源管理智能化深度融合，從而實現不同能源消費主體之間的用能平衡。
新能源技術與數字化技術、智能化技術的融合，將有效推動能源系統向數字化、智能化建設轉型，推動能源生產與消費的模式創新。以清潔、無碳、智能、高效為核心的“新能源”+“智能源”是新能源革命的發展重點。
二是新能源逐年降低的成本優勢。新能源除了在節能、環保、高效上需要具備優勢，還須在成本控制上優于傳統能源，才能夠在市場機制的作用下占據更大份額，加快發展壯大。長期以來，石油等傳統能源價格長期維持中、高位運行，為新能源在全球能源市場的異軍突起提供了有利條件，并逐步形成替代效應。
數十年來，相對于昂貴的傳統能源，生物質能、地熱、氫能、太陽能、風能等新能源的生產成本被大幅壓縮，已經達到甚至低于傳統化石能源的發電成本，由此才與煤炭、石油、天然氣等傳統化石能源形成鼎足之勢;而技術進步與實踐顯然都站在新能源一邊。
從2010年起，太陽能光伏、聚光太陽能電池儲能、陸上風電和海上風電等新能源技術成本分別下降了82%、47%、71%、38%和29%。2019年，在所有新近投產的并網大規模可再生能源發電容量中，56%的發電容量成本均低于化石燃料的發電成本。新能源發電成本已經全面下降至化石能源發電的成本范圍(0.051～0.179美元/千瓦時)之內，新能源的競爭力逐漸顯現。
精神與社會層面
二戰以前，進入工業時代的人類社會雖面臨不少環境問題并日益認識到其嚴重性，且已經開始采取行政、法律等多種手段加以治理，但尚未明確提出和界定環境保護的概念。20世紀50年代后，一些西方發達國家面臨日益嚴重的環境問題，在這些國家中，“反污染”社會運動興起，并初步建立和確立了環境保護的理念和概念。早期的環境保護主要關注對大氣、水、固體廢棄物等的治理，同時管控噪聲等對人們生產生活的負面影響，致力于消除危害、保障公民健康。
作為1972年6月聯合國斯德哥爾摩人類環境會議的背景材料和概念性基礎意見，英國經濟學家芭芭拉·沃德和美國微生物學家雷內·杜博斯撰寫《只有一個地球：對一個小小行星的關懷和維護》一書指出，環境問題不僅是工程技術問題，更是重大社會經濟問題;此外，環境問題不是局部性問題，而是全球性問題。由此，“環境保護”作為科學技術與社會經濟相結合的概念術語被國際社會廣泛采納和使用。
在聯合國等國際機構、組織的大力推動下，國際社會對環境保護的認知不斷深化、發展。20世紀70年代中后期，人們對環保的認知已不再止步于污染防治，而是進一步關注和探索更加科學合理的經濟發展模式，致力于更加合理地開發利用自然資源，保持經濟發展在環境允許的范圍內運行。總的來看，國際社會已試圖從更為本質的層面探求人類對自然資源使用的進一步優化和完善。
與環保意識知識化、學理化同步推進的是環境保護制度化發展。在國際層面，面對愈加嚴峻的溫室氣體排放與氣候問題，國際社會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以應對。其中，《巴黎協定》的簽署是近年來國際社會在能源、環保、經濟國際規范領域所取得的最重要成果;當然，它本身也面臨著逆全球化、經濟民族主義的嚴峻威脅和考驗。02 全球能源治理變革
積極推動全球能源治理有序變革
生態文明是對以往不同文明形態的批判與揚棄，構建生態文明需要轉化人類生存與發展的思維方式和觀念。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立足于中國新時代的背景條件和主要矛盾，圍繞生態文明建設發表了一系列重要講話，深刻回答了新時代生態文明建設的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為我國在新能源革命背景下推動全球能源治理的變革奠定了思想基礎。
關于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保護生態環境就是保護生產力、改善生態環境就是發展生產力”。生態文明建設是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關鍵保障，是民意所在、民心所向，是黨提高執政能力的重要體現。科學把握生態文明建設的根本要求，應加快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總體部署，正確處理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關系，牢固樹立生態紅線觀念，探索環境保護新路，完善生態文明建設制度體系。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在不同場合闡述了攜手世界各國共同推動全球生態文明建設的主張，包括樹立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堅持正確的義利觀、積極開展南南合作、攜手打造綠色“一帶一路”，等等。這些理念作為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的基本組成部分，為人類解決全球環境問題提供了理論路徑和方向指針。
與此同時，習近平總書記全面系統提出的“五個追求”論斷也成為推動構建全球生態文明的指南，即追求人與自然和諧，追求綠色發展繁榮，追求熱愛自然情懷，追求科學治理精神，追求攜手合作應對。
全球生態文明是中國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有機組成部分和必由之路，而改革全球能源治理體系是推動構建全球生態文明的重要環節，同時也是踐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重要內容。在能源轉型背景下推動全球能源治理的有序變革，有利于倡導綠色環保的新能源發展模式，構建互利共贏的能源合作關系，有利于為世界各國建立安全穩定的能源供需格局，最終實現維護全球能源安全、促進人類社會可持續發展的總目標。
如果說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為中國推動全球能源轉型與全球能源治理變革提供了價值與道義上的根本遵循;那么習近平總書記關于能源安全與發展的相關論述則從實踐層面為落實生態文明理念，推動中國與全球能源的生產消費朝著綠色化、清潔化的方向發展提供了實踐指南。
2014年6月13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六次會議上提出“四個革命、一個合作”能源安全新戰略，即推動能源消費革命，抑制不合理能源消費;推動能源供給革命，建立多元供應體系;推動能源技術革命，帶動產業升級;推動能源體制革命，打通能源發展快車道;全方位加強國際合作，實現開放條件下能源安全。
經過一段時期的發展，我國當前已成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生產國和消費國，面臨著能源需求壓力大、能源供給制約較多、能源技術水平總體較為落后等問題和挑戰。習近平總書記的論述從國家發展和安全的戰略高度，標定了我國能源戰略理論創新的新高度，是新時代指導我國能源轉型發展的行動綱領。
探索構建全球能源治理變革的中國方案
當前，全球能源治理結構和體系的“碎片化”現狀一方面制約了中國參與全球能源治理的深度和廣度，另一方面也為中國進一步參與全球能源治理提供了靈活空間，“使中國能夠在諸多國際能源治理機制中有選擇地發揮自身的作用，規避不必要的限制”。
有鑒于此，中國應積極應對內外部環境變化帶來的新機遇、新挑戰，在變革中尋新機、在變局中開新局，探索推動既有利于全球公益又能夠服務于國家利益的增量變革，構建清潔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體系，不斷推動全球能源治理架構的轉型。
第一，廣泛吸納和聯合新興經濟體和非國家行為體深度參與全球能源治理，擴大其在國際社會的代表性，推動構建真正全球性的能源治理協調機構。傳統的全球能源治理架構過度依賴作為石油消費者的發達國家集團和作為石油生產者的石油輸出口國集團，其發展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而吸納新興經濟體和非國家行為體廣泛參與，有助于推動全球能源治理秩序朝著更加公平、有效的方向發展。在這一進程中，應依托金磚國家組織和G20兩個重要平臺，并加強與國際能源署等既有專業性全球能源治理機構的深入合作。
在全球能源市場，金磚五國無論作為能源供給方還是需求方，都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同時，也面臨著巨大壓力和挑戰。事實上，他們在能源及其治理領域上的利益訴求并不互斥，且有著較大的合作空間。因此，中國應攜手金磚國家積極構建開放、包容的多邊全球能源合作機制，使金磚五國作為一個整體在國際能源市場中積極發聲，在全球能源治理中發揮更加有效的建設性作用。
G20作為比金磚五國機制更具包容性和代表性的全球治理平臺，在全球能源治理領域同樣發揮著愈加重要的作用。G20集團覆蓋了全球最具影響力的經濟體，其成員既包括全球最主要的能源生產者，也包括消費大國，且在能源領域的多層次治理主體之間已初步具備了一定的協調機制和危機應對能力。
目前，G20主要在全球能源治理領域的四個方面發揮作用：提高能源數據的透明度與真實性、提升能源利用效率和新能源技術的研發、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以及削減化石能源補貼。
未來中國在推動全球能源治理變革的進程中，亦可以借助G20平臺，推動新興經濟體更多地參與全球能源供需結構，從而更有效地平衡全球能源市場，推動發達國家與新興經濟體在能源治理方面達成更加廣泛的共識。
第二，積極培育包括亞投行在內的新興國際基礎設施融資投資機構，整合既有的國際金融機構與平臺，加大國際(綠色)金融機構對新能源產業的融資支持力度。能源產業的長期、穩定、可持續發展離不開巨量投資資金的有效、穩定供給;尤其在能源貧困、新能源技術創新等領域，金融機制與平臺的作用更為重要。
對此，中國應在進一步加強亞投行等新型國際基礎設施融資機構建設的同時，積極推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貿易組織、世界銀行等在全球或區域的貿易、投資機制的改革，促使其更好地在投資層面帶動全球能源技術向新能源產業傾斜，從而優化調整全球能源治理的結構。
從具體操作層面來看，中國不妨以亞投行為主要的國際綠色發展、新能源研發的融資平臺，支持合作國家圍繞綠色金融合作，開展雙邊或多邊的財政金融對話，鼓勵當地具有良好資質的金融機構參與共建綠色發展銀行等公共金融服務平臺。
與此同時，探索與亞洲銀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等多邊金融機構開展合作和業務對接，共同為需要協助融資發展新能源產業的國家爭取國際資金支持。此外，通過亞投行等機構平臺，鼓勵合作國成立新能源領域的行業自律組織，并設立金融機構的綠色標準、運作規則和信貸信用體系;通過提高違規成本，進一步推進和完善區域綠色金融與新能源發展的規則制定。
第三，以“一帶一路”綠色發展國際合作為抓手，推動“中國版”全球能源治理方案加快實施。“一帶一路”綠色發展不僅關乎沿線地區乃至全球經濟發展與生態保護的整體形勢，也是中國在區域和全球范圍內推進能源治理改革方案最重要的政策抓手，應不斷試驗、反饋、修訂、落實、內化、推廣中國提出的改革方案與治理模式落地落實。
同時，建立健全“一帶一路”新能源發展合作機制與平臺，與“一帶一路”合作國商議共建節能減排低碳領域的重點任務和需求清單，設計共建合作的機制與平臺，使該機制盡可能對合作相關方形成一定的外部約束力，譬如利用限制參與資格等方式提高違約國成本;設置相關議程，為“一帶一路”合作國家在新能源研發、電網接入等領域的信息交流、跨境協商提供平臺。同時，以推進全球能源治理為契機，不斷強化中國與“一帶一路”合作國間的戰略互信，全面提升區域治理能力。
作者：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副院長 許勤華
